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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柳宗元的中庸观从中正概念谈起 

来源: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【在线投稿】 栏目:期刊导读 时间:2021-05-11

一、引 言

“中”“正”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两个基本概念,其源出于《易》之“大中”“中正”说,相关词语的阐释权历来都被儒家话语体系垄断。唐宋以来,对“中”“正”的解说多与对《中庸》的阐释联系在一起。唐代学者对《中庸》的关注不多,自孔颖达后少有研究者。李翱站在辟佛的立场对《中庸》作了阐释,而与李翱同时的柳宗元在文中频繁提及“中”“正”相关词语,并多次强调《中庸》是进入尧舜之道的门径。从这一点来看,柳宗元在唐宋《中庸》阐释系统中的地位不容忽视。但从欧阳修对柳宗元是“韩门之罪人”的评价和朱熹称柳宗元等人是反中庸的小人来看,[1](P1192)宋代儒学主流将柳宗元排除在儒学复兴阵营之外,根本否定了柳宗元对中唐儒学复兴的贡献。宋儒对柳宗元的评价显失公允,当今学界已经对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进程中的贡献做出肯定。柳宗元虽未针对《中庸》进行专门研究,但其对“中”“正”相关词语引用的频率之高和重视程度,在唐代官僚知识分子中无出其右者,因此可以认为,柳宗元是唐代少有的《中庸》关注者。

二、柳文中的“大中”“中正”等概念指向

“大中”“中正”等词语在柳宗元的文章里出现频率极高,其中“大中”(16次)一词出现较之“中正” (12次)更高。此类词语出现的文章类型有四,一是抒情文章,二是书信,三是政论文,四是论学文章。无论是何种文体,“大中”“中正”等词语出现的语境都指向儒学体系。柳宗元认为“大中”“中正”才是真正的儒学要义,并以此作为论文、论人乃至为政的标准,同时这也是他坚持的为人准则。

(一)修身

政治事业失败之初,柳宗元在哀伤际遇之时即从《中庸》中汲取营养来坚定信念。《佩韦赋》是其自我剖析的第一篇小赋,于《序》中表明作文之意:“柳子读古书,睹直道守节者即壮之,盖有激也。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,慕西门氏佩韦以戒,故作是赋。”[2](P105)此文为柳宗元慕《中庸》、习《中庸》的第一篇文章。单就序而言,其目的是以研习《中庸》来纠正自己的行为和性格,即为修身养性,从内容看,则与柳宗元的政治事业密切相关。这篇文章的创作起因与永贞革新有直接关联,是柳宗元对自己政治事业失败的自我检讨。文中列举了一系列历史名人事迹来自我比照,认为自己的失败系由“狂狷”“纯刚纯强”的行为所导致,前人的成功则在于“韬义于中,服和于躬”。柳宗元此时对《中庸》的理解尚未明确往修养身心方向靠拢,仅就政治事业失败的自我剖析出发而言,被认为“于刚柔如何适中,中心盘桓甚久”。[3](P48)可以说,这是柳宗元关于《中庸》的第一篇重要文章,也是开宗明义的一篇文章。两年后作的《惩咎赋》再次自伤身世,以求“中”守“中”作为修身准则,曰“旁罗列以交贯兮,求大中之所宜”“谨守而中兮,与时偕行”。[2](P138)“死蛮夷固吾所兮,虽显宠其焉加?配大中以为偶兮,谅天命之谓何!”[2](P139)此时的柳宗元仍未从失落中走出,自认为坚守着“中”这一儒家准则却不得善果而格外痛苦。《佩韦赋》《惩咎赋》作于柳宗元政治事业刚刚失败和贬谪永州早期,创作缘起于永贞革新失败,[3](P48)其中《惩咎赋》被公认为“改过”之文。这两篇文章一向被论者与“骚”挂钩,解意偏向屈原赋《离骚》一脉。而柳宗元在这两篇文章中明言自己的失败乃是过于“刚”“纯”,未遵《中庸》“中”“正”之义,言下之意是要遵“大中”之道以修身养性。在以后的文章中,柳宗元已渐将“大中”“中正”视为立身之道。

(二)立身

以“中”“正”相关词语自我评价、激励友人,视之为安身立命之道,在柳宗元与亲友的书信中出现频率最高。如在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中评价自己“唯以中正信义为志,以兴尧舜孔子之道,利安元元为务”。[2](P1955)许孟容是柳家旧交,年辈高于柳宗元,在朝廷有一定地位和声望。柳宗元在给许孟容的公开信中强调自己“以中正信义为志”,一方面是抒写心声,一方面是想借助许孟容的影响向当世表白自己的理想与立身原则、价值取向,表明自己坚守正统,并非侥幸躁进之人。他在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中说:“司马迁触天子喜怒,班固不检下,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,皆非中道。左丘明以疾盲,出于不幸。子夏不为史亦盲,不可以是为戒。其余皆不出此。是退之宜守中道,不忘其直,无以他事自恐。退之之恐,唯在不直、不得中道,刑祸非所恐也。”[2](P2026)短短一段话中,三次强调守“中道”是立身之道、史官准则,勉励韩愈“守中道”,忠于史官职守,可见柳宗元并不仅仅以“中”为自我约束、修身之道,而是认为“中道”是适用于所有人的立身之道。在《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》中说:“然苟守先圣之道,由大中以出,虽万受摈弃,不更乎其内。”[2](P2107)“获是而中,虽不至耇老,其道寿矣。”[2](P2106)在《与杨诲之书》中说:“中之正不惑于外,君子之道也。”[2](P2127)在《与杨诲之第二书》中再次强调,“夫刚柔无恒位,皆宜存乎中,有召焉者在外,则出应之。应之咸宜,谓之时中,然后得名为君子”。[2](P2132)可见,柳宗元是发自本心地把《中庸》之“中”作为立身之道,并以此劝谏和勉励友人。在其他类型的文章诸如记人散文、祭文乃至政论文中也不断对作为立身之道的“中”“正”进行强调,以此褒扬、激励亲友。如《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》记载陈京“为博士,举疵礼,修坠典,合于大中者众焉”。[2](P547)《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》盛赞陆质“明章大中,发露公器。其道以圣人为主,以尧舜为的,包罗旁魄,胶轕下上,而不出于正”。[2](P576)在《说车赠杨诲之》中勉励杨诲之“果能恢其量若箱,周而通之若轮,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若轴,摄之以刚健若蚤……”[2](P1137)“诲之,吾戚也,长而益良,方其中矣。”[2](P1137)在《祭吕衡州温文》中赞吕温“推而下之,法度不忒,旁而肆之,中和允塞”。[2](P2559)除此以外,在政论文中也总是强调“中正”“大中”乃立身之本,如在《时令论下》中反复强调圣人教诲的立身之本乃是“中”“正”:“圣人之为教,立中道以示于后,曰仁、曰义、曰礼、曰智、曰信……”[2](P258)“是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,将以遗后世之君臣,必言其中正,而去其奇衺。”[2](P258)“立大中,去大惑,舍是而曰圣人之道,吾未信也。”[2](P259)在寓言《骂尸虫文》中痛斥尸虫“以淫谀谄诬为族类,以中正和平为罪疾”。[2](P1236)在这篇文章中,柳宗元把“中正”作为“淫谀”的对立面,可见柳宗元是将“中正”置于立身之本的道德框架内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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