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古愚（1843—1903），名光蕡，字焕唐，号古愚，陕西咸阳人。曾任味经书院、崇实书院院长，甘肃大学堂总教习等。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年八月卒于甘肃大学堂总教习任上。他“身服儒冠，却不事科举；手无寸柄，却矢志富国强兵；长居江湖，却为国事忧伤涕零，忧忿之切，以至目盲”。[1]2他主张维新，推进科学教育，出版《天演论》《梅氏筹算》《豳风广义》等科技图书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，筹办实业。他不仅通晓经史，亦通音韵，知天文，懂数理，有着丰富的科学教育思想和实践。

然而，目前学界对刘古愚科学思想与科技活动的研究虽有少量涉及，[2-5]但总体上还很薄弱，尚待深入探讨。

1 “专求旧学，不足以维护中国之局”，“欲救今日时弊，非洞悉西方政治、工艺不可”

刘古愚自青年时代起就关注张载、冯从吾、吕泾野、李二曲等关学先辈。会试进士不第，便绝意仕途。他通过弟子陈涛、李岳瑞等的介绍，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联络，从而立志废八股，习算术，立新学，举实业，培养新型人才，与康梁变法运动相呼应。

刘古愚在应考期间，从省城到京城，痛感西方列强入侵和丧权辱国条约之耻，不无感慨地指出，“中国以后将时时与英德等国相周旋，专求旧学，不足以维护中国之局”，“中国唯变法不能图存”。在《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》中，亦指出“欲救今日时弊，非洞悉西方政治、工艺不可”。[6]34

刘古愚在《学记臆解》序言中对中国封建教育提出强烈批评：

呜呼！今日中国贫弱之祸谁为之?画兵、吏、农、工、商于学外者为之也。以学为士子专业，讲诵考论以鹜于利禄之途而非修齐治平之事，日用作习之为。故兵不学而骄，吏不学而贪，农不学而惰，工不学而拙，商不学而愚，而奸欺。举一国为富强之实者而悉锢其心思，蔽其耳目，系其手足，伥伥惘惘，泯泯棼棼，以自支持于列强环伺之世。而惟余一士焉，将使考古证今，为数百兆愚盲疲苶之人指示倡导，求立于今世以自全其生，无论士驰于利禄，溺于词章，其愚盲疲苶与彼兵、吏、农、工、商五民者无异也。即异矣，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，此亦百不及之势矣。[7]16-17

刘古愚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是将有用的实学排除在学问之外，是将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排除在教育大门之外，必须提高从业者的素养，才能言中国之富强。因此，他进一步提出“化民成俗”说：

救国之贫弱孰有捷且大于兴学者?特兴学以化民成俗为主，而非仅造士成材也。风俗于人材犹江河之蛟龙也，江河水积而蛟龙生，风俗醇美而人材出焉。无江河之水即有蛟龙亦与鱼鳖同枯于肆，而安能显兴云致雨以润大千之灵哉?故世界者人材之江河而学其水也。化民成俗则须纳士、吏、兵、农、工、商于学，厚积其水以待蛟龙之生也。兵练于伍，吏谨于衙，农勤于野，工巧于肆，商智于市，各精其业，即各为富强之事。而又有殊异之材挺然而出于群练、群谨、群勤、群巧、群智之中，以率此练、谨、勤、巧、智之群，自立于今日之世界，不惟不患贫弱，而富强且莫中国若者矣！[7]17

这里，刘古愚强调“救国之贫弱”的主要途径就是“兴学”，而兴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“化民成俗”。

2 求“实用”，“当事事责实”，勿“空谈而不适于用”

刘古愚认为“西人之学，皆归实用，虚不如实，故中国见困于外人也”，“西人之艺则极神奇，此殆天为之开”。他所谓的“西人之学”，就是“西艺”，即工艺科技，是西方之所以富强的源泉。他在《味经创设时务斋章程》中说：

味经之设，原期士皆穷经致用，法非不善也。而词章之习锢蔽已深，专攻制艺者无论矣。即有研求经史、励志学修者，第知考古而不能通今，明体而不能达用，则亦无异词章之习。已今时变岌岌，中国文献之邦，周孔之教，其造就人才竟逊于外域，岂吾道非乎?盖外人之学在事，中国之学在文；文遁于虚，事征于实，课虚不如求实，故造就逊于人也。[8]1

这是说，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创设陕甘味经书院的初衷，就是要学生学习“致用”之学。但为何我们造就之才逊于外国呢？其关键原因就在于“文遁于虚”，“课虚不如求实”，只有求实，才是正确、良善的育人途径。

刘古愚进一步指出：

古固无不切世用之学也。中国人士日读周公、孔子之书，舍实事而尚虚文，甘让外人以独步，事不如人而遂受其制，反若圣道亦逊于彼教者，岂不大可痛恨哉?今既知其弊之所由，始力为矫之，爰立时务斋于味经书院，俾人人心目有当时之务，而以求其补救之术于经史。人人出而有用，中国之势，孔孟之教，未必不可雄驾诸洲也。[8]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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